1886对于世界各大报纸的驻华记者来说，是一个跑断腿的一年。

　　天津大沽口。

　　海面上，来自旧金山、哈瓦那、马尼拉的万吨巨轮排成了长队。

　　起重机将一座座分解后的钢铁厂房、成套的发电设备、蒸汽机车头，卸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

　　《泰晤士报》的记者莫里森站在码头上，扶了扶被海风吹歪的礼帽。

　　“上帝啊，这还是那个只进不出的加州吗？”

　　莫里森在发回伦敦的电稿中写道：“通常情况下，文明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租借，意味着掠夺。我们拿走黄金、香料、象牙，留下鸦片和圣经。但加州在输血，把工业文明的血液，疯狂地注入直隶这具僵尸的体内！”

　　“看看那些物资，那不是用来镇压暴乱的加特林，而是用来建设的钢筋水泥，那是价值连城的工业母机，哪有强盗在抢劫之前，先给受害者家里装修房子的？”

　　更让西方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份《直隶租借条约》。

　　六十二年？

　　柏林的威廉大街上，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拿着这份条约的复印件，面面相觑。

　　“这不合逻辑。”

　　一位留着普鲁士式胡须的参赞皱着眉头：“既然已经控制了腐朽的太后，为什么不直接租借九十九年？而是要六十二年？”

　　“而且，他们在发工资。”

　　另一位刚从天津回来的武官补充道：“他们在给那些留着辫子的苦力发银元，并且足额发放，从不拖欠，现在的直隶，一个普通的挖煤工，赚得比我们在青岛雇的翻译还多！”

　　“这是在抬高殖民地的用工成本，这是对所有文明国家的背叛！”

　　伦敦，白厅附近的改革俱乐部。

　　几个年老绅士，正围坐在壁炉旁，讨论着远东的怪胎。

　　“先生们，收起你们的惊讶吧。”

　　说话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代理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