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22日，特尔纳特岛。

　　奥兰耶堡总督府的会议厅里弥漫着一股令人胶着的气息，还有不断从窗外飘进来的肉豆蔻与丁香的香味。

　　这气味本该代表着财富，但此刻，在坐于长桌一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席谈判代表扬·范·德维尔特鼻孔里，却只嗅到了危机。

　　扬·范·德维尔特，四十五岁，巴达维亚评议会资深议员，有着一张被东印度阳光晒成皮革般的脸，灰蓝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，目光锐利而疲惫。

　　他修剪整齐的胡须已夹杂银丝，身上深蓝色的呢绒外套尽管厚重不合时宜，却一丝不苟，代表公司的体面，也代表着欧洲文明在蛮荒之地的尊严。

　　坐在他左手边的是奥兰耶堡驻防军长官、雇佣军上尉威廉·范·海登，一个壮硕的弗里斯兰人，红脸膛，金发剃得很短，军服紧绷。

　　他几乎没看面前摊开的文件，双臂抱胸，眼神不时瞟向窗外城堡棱堡上黑洞洞的炮口，仿佛那些火炮能给他更多安全感。

　　右手边则是公司的商务代表兼翻译，年轻的雅各布·德弗里斯。

　　这个来自莱顿的年轻人来到东方几年时间后，发挥了惊人的语言天赋，学会了当地数种语言，包括一口流利的闽南官话，此刻他正紧张地翻阅谈判文件。

　　“他们今天会提出什么新花样？”范·海登上尉压低声音嘟囔着，目光扫过对面空着的几把高背椅。

　　新华人的谈判代表尚未到来。

　　“四天了……我们就像在跟一群执拗的蛮牛谈判。哦，那些条款，每一条都藏着阴谋和算计，比班达海里的暗礁还险恶。”

　　范·德维尔特没有立刻回答。

　　他端起面前的白瓷杯，里面是已经凉透的茶水。

　　过去四天的谈判像一场漫长而精疲力竭的拔河，原则性的停火意向在第一天就达成了，毕竟双方都流了太多血，损失了太多船和人，都有些筋疲力尽了。

　　但随之而来的细节谈判，尤其是那个该死的“航行自由与港口开放”提案，成了横亘在双方和平道路上的巨岩。

　　“不是蛮牛，威廉。”范·德维尔特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，“是比尼古拉·一官（即郑芝龙）更精明、也更危险的对手。一官要的是钱和权，在海上收保护费，控制航线。而这些人……”

　　他指了指桌上那份用中文和拉丁文并列书写的提案副本，“他们要的是整个海洋的规则，要的是我们花了五十年、流了无数血才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的钥匙。”

　　德弗里斯小心地插话：“阁下，从文本分析，他们的措辞非常……严谨。比如，‘基于自然法的普遍航行权利’、‘促进所有文明国家商贸繁荣’……这不像远东地区统治者惯用的体系语言，倒有点像格劳秀斯先生《海洋自由论》里的观点，但更……更具专业性。”

　　“格劳秀斯是为我们尼德兰人打破葡萄牙、西班牙垄断辩护的！”范·海登嗤之以鼻，“现在他们想用同样的理论来对付我们？这些新华人，二十年前刚刚来到远东海域时那般谨小慎微，见了我们的武装商船就远远躲开，现在倒谈起‘自然法’了？真是……笑话！”